拜访易视智瞳创始人黄卜夫，是在暴雨刚过的5月份，这使得他办公室墙上的那幅挂历，显得格外应景。
挂历上是一首诗，“一春略无十日晴，处处浮云将雨行。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渡傍鸥不惊。”这首诗取了宋诗人汪藻《春日》的前半部分，题字的则是如今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徐扬生院士，徐扬生也是黄卜夫博士期间的导师。
在众多受教于徐教授门下，而后出来创业的学生中，黄卜夫是其中一个，但与其他同门师兄弟相比，黄卜夫又有一点不同。
他整个的人生基底与创业动机，可以用一个词形容，“饥渴感”。
这个词若放在寻常创业者身上，或许稍带修饰的成份，但“饥渴感”在黄卜夫这，是写实的。
分界线里的人生底色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
黄卜夫的父母，与数以千万城市知识青年一样，在国家“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的号召下，加入了浩浩荡荡的上山下乡运动。
徐扬生教授曾在一篇回忆的文章中写道：“现在想起来，我人生做的第一个工程，不是机器人，而是下乡时做的厕所。”
黄卜夫就出生在这样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年代的末尾。
如果以黄卜夫到小学四年级的整段童年时光划出两条分界线，可以清晰的看到一个山谷，两边高耸，至于他的童年，则是随着那个时代的一段塌方。
从第一条分界线开始，黄卜夫的人生不可把握的歪斜了。
一家人在农村日子过得无比艰难，饱一顿饥一顿是家常便饭。
但对黄卜夫来说，比饥饿更让他难受的，是当初面对差一点就要无书可读时的恐惧。因为他知道，想要改变命运，只有读书一条出路。
升读小学那一年的夏天，之前一起玩耍的伙伴都由父母陪着，在商店置办崭新的文具，而他却因为户口等原因，被当地一所接着一所的学校，拒之门外。
那个炎热的暑天，父母急得拉着他四处求人想办法，其中曲折不足为外人道。当一家菜市场旁边的小学终于同意接收他时，一家人几乎喜极而泣。
因为知道家里条件不好，学习的机会又这样来之不易，所以黄卜夫在念书这件事上，极其卖力。
然而他的内心又是矛盾的，他对这家肯接收自己的小学，心里说不出的感激，同时又“无形中憋着一股劲”，无时无刻不想着赶紧逃离这里。
学校靠近菜市场，当时许多同学的父母，都是菜市场里的摊主。菜场的环境，很容易想象，潮湿、嘈杂、混乱，一到夏天，苍蝇就成群结队的与泥土、蔬菜黏在一起。
这段时光，带给黄卜夫很深的触动，“这些为我整个的成长经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石——饥渴感。”
黄卜夫的父母，显然是当时环境中，最不肯放弃学习的那类知青。
个人努力加上时代风向逐渐转变，到黄卜夫小学四年级时，黄家的整个生活状况开始出现了好转。到90年代初，黄家的经济状况已经处于社会中上游。
黄卜夫彻底告别了饥饿，然而当初心中被烙下的那份“饥渴感”，就像一粒种子，已经生根发芽，变得牢固。
汲取知识，离开广东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黄卜夫不停地想着。
选择大学时，他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立下的三个标准：一是一定要离开自己的家乡广东省，二要选择一个漂亮的城市，三要用更前沿的知识武装自己，实现自我价值。
三个标准指向了离家千里的杭州：浙江大学。
至于这个价值是什么，当时的他说不清。怎么实现，埋头汲取知识就对了。
在浙江大学连续念完本科和硕士后，他的目标逐渐清晰，“我想将自己获取的知识在产业中落地，产生真正的价值”。于是，研究生毕业后，自感知识储备不够的黄卜夫，又跑到香港中文大学念完了博士。
这种对知识的渴求，不仅表现在专业课上，还表现在对各个领域知识的渴求上。在浙大读自动化专业的时候，但凡学校举办讲座，无论是人文、影视、历史，甚至品茶，他都一场没落。
直到现在，工作之余，黄卜夫阅读涉猎的领域跨度之大，可以从历史跳到生物学。探索技术以外的知识，逐渐成为黄卜夫一个难以割舍的兴趣爱好。
与此同时，在汲取这些庞杂知识的过程中，他渐渐发现，“要把技术发挥的好，一定要从技术以外去理解世界。”
为创业筹谋近10年
博士期间，黄卜夫希望实现技术落地的想法，越来越强烈。
和他一样怀揣创业理想的，还有后来易视智瞳的联合创始人，同样受教于徐扬生教授门下的“师弟”时曦。
时曦原本是贵州大学的老师，他和徐教授的相识，源自一次徐教授到贵州大学讲学。有感于徐教授的所学所思，时曦追着教授阐述了自己对于工作的诸多理念与想法，一来二去，双方的互动逐渐加深。
时曦是黄卜夫“师弟”的这个叫法，说来也实在有趣。两人同一年被徐教授选中，进入为期一年的考察试用期。
一年的考察试用期是徐教授特有的招生习惯，目的是真正筛选出具备科研潜力的人。黄卜夫解释道“师生关系就像血缘关系，不是想割裂就可以割裂的”，只有考核通过，双方才会正式确立师生关系。
时曦比黄卜夫早半年抵达香港，跟着徐教授做研究。等黄卜夫入学时，这位“师兄”，忙前忙后，帮着操办了许多事。
正式入学的时候，由于时曦签证出现问题，反而比黄卜夫晚录取半年。结果就是，时曦从“师兄”变成了“师弟”。说起这段往事，黄卜夫还是忍不住得笑。
当时，时曦研究的是视觉系统控制，黄卜夫研究的是机械自动化，一个偏软件，一个偏硬件。专业方向的不同，不仅没有阻碍两人的交流，反而因为这种互补，激发起他们想要一起做些事情的冲动。
那时候，两人时不时就会聚在一起，相互探讨技术，交流对产业的看法，以及一些关于未来的规划，创业的想法从中渐渐萌生。
博士毕业后，黄卜夫和时曦严肃地分析了当时的创业条件。
一没团队，二没资源，缺乏对于产业的理解，也不懂得该如何融资。更为重要的，他们2007年博士毕业那会，机器视觉领域的生态还没有建立起来，自然也没有现成的创业路径和经验模式可以借鉴。
虽然很想将技术进行落地，但理性压制住了创业的冲动。最终讨论的结果是，两人先分别去社会上打磨一段时间，保持定期交流，等到时机成熟，再行创业。
时曦选择了半导体设备的全球龙头ASM太平洋，黄卜夫则选择香港汽车零部件研究及发展中心。
黄卜夫进入香港汽车零部件研究及发展中心这事，还得追溯到2005年他辅助导师徐扬生教授，完成香港最大的一个科研项目。
这个项目主攻新型电动汽车方向，并在当时就已经聚焦行业关注的电池管理、整车管理等问题，不仅如此，这个项目还极具突破性，拥有极大的科研价值，“连曾荫权特首都两次专门参观了这个项目”。
这次备受瞩目的项目实践后，黄卜夫对电动汽车的整体控制，有了明确的概念。以此为契机，便在同年进入这家由香港政府成立，专门针对电动汽车的产业研究所。
在研究所工作的6年中，黄卜夫发现，中国整个工业逐渐内移，且以轻工业为主，香港并没有发展汽车相关零部件及产品的土壤，再加上研究院的工作，“有点隔靴搔痒”。
于是，2012年，他离开研究院，进入中国安防集团香港子公司，担任智慧城市的技术负责人。在这里，除了技术落地，他还积累了从顶层设计到各个垂直领域整合的管理经验。
时间来到2015年，毕业近10年，期间两人无数次定期交流，然而这次的聚首，意义非凡。
2015年，彼时的中国制造业，刚刚走到发展的转折点。
在这之前的国内制造业，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粗放式发展，因为缺乏约束与竞争，导致企业生产能力低下，产品质量堪忧。
随着全球制造链条的进一步加深融合，整个世界对精度、技术标准统一性的要求，开始“不能抵抗地成为企业生存的必要挑战”，倒逼着国内制造业同步进入精细化阶段。
随着中国制造2025的提出，智能制造的呼声前所未有的高涨，创业如火如荼，风投机构也闻声而动，从对模式的追捧猛然转向实体经济，整个创业的生态也起来了。
黄卜夫通过两段工作经历，积累了大型项目管理的经验，时曦则深挖尖端技术，加深了在技术上的理解。除此以外，他们还结识了十几位具有共同理念、靠谱的、可以形成互补的同路人。
他们不约而同的感到，天时地利人和已备，是时候把自己在科研、产业上的打磨，扎扎实实落地了。
2015年冬，易视智瞳在深圳正式成立。黄卜夫担任公司CEO，时曦担任公司的CTO。
成立当晚，为了讨一个红火的好兆头，大伙十多个人跑去吃大妙火锅。晚餐还没开始，包间角落里，四五个人不聊天，拿了纸跟笔，在那做产品的技术探讨。
在热闹的火锅店，当时一位坐在大伙旁边的运营同事不由发出感叹，“这个公司，我觉得有希望。”
易视智瞳做的事情，用黄卜夫的话说就是“给工业机器人跟高端装备提供一个脑袋，包括大脑、小脑、眼睛。”
具体来说就是，结合机器视觉，利用深度学习提供大脑做分析，利用运动控制提供小脑。当这样一个脑袋搭配不同的躯体时，就可以解决不同场景中的问题。
选择这个方向时，国内相关产业还受制于康耐视、基恩士等国际巨头，没有自主把控权。
这些年里，最让黄卜夫感到有价值的，是2019年底与一家LED封装相关的上市公司的合作。
当时整个工艺被国外巨头垄断，易视智瞳通过技术攻关，在性能精度各方面达到同等水平，且将效率提升了29.1%。最终在这个场景中，实现了国产替代。
从2020年初第一批正式交付算起，至今已经成功交付5批。
“帮客户挺起腰板，反正我就觉得挺好。”黄卜夫说。
两次转型的阵痛与曙光
成立至今，易视智瞳经历了两次转型，将其整个创业之路切分成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他们创业的第一部分，围绕着一个地名，“华强北”。
就像许多在深圳创业的科技企业，都绕不开华强北一样，易视智瞳一开始的办公地点，就选在了华强北的赛格大厦。
对于黄卜夫和时曦来说，他们与华强北的缘分，其实从博士读书期间，就开始了。
那时候，他们几乎每周都要在香港和深圳华强北之间往返一次，购买电子零配件，同时与深圳的厂商接洽，了解业界和电子市场最新的动态。
以至于在黄卜夫的概念中，很长一段时间，深圳等于罗湖口岸加华强北。
放眼当时整个中国，或许没有一个地方的生态，能比华强北更符合一家科技公司起步阶段的诉求，况且还能拎包入住。
选址便捷，同行者具有共同理念，技术相对比较成熟，易视智瞳一开始走得很顺利。成立一年多后，2017年3月，公司就淘到了在工业制造领域规模性发展的第一桶金，为头部企业蓝思科技提供点胶技术。
但很快，黄卜夫发现了公司战略制定上的弊病。
易视智瞳初期以软件为主，致力于为工业机器人和高端装备提供大脑。然而中国整个产业，对于软件的商业认可度并不高。而且，“光做脑袋，不做躯体”，导致项目落地过程中，许多很好的逻辑和追求被迫难产，商业运作上屡屡碰壁。
转型，成为一道必须跨越的门槛。
这是一个艰难的切换，意味着公司要从擅长的软件、算法等核心模块，延展到重资产的实际生产中，大到产线搭建、经济生产管理，小到安排职工宿舍等细枝末节，易视智瞳从上到下，经验一片空白。
公司内部也出现另一种声音，认为当时的企业状况，并不适合转型，应当采取更为保守的发展思路。
企业转型犹如温水煮青蛙，不下大决心、大力气，难以扭动局势。
最终，还是黄卜夫顶着风险，将转型这件事拍板定下来。
他认为，创业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但唯有一件事情不能错，就是做什么这个目标。“在做什么这件事上，我们一直没变过。”
黄卜夫对目标的坚定，一部分承袭了恩师徐扬生教授的衣钵。
博士研究课题期间，徐教授就时常强调，做事分三步：首先是做什么，而后是怎么做，最后是做。
抱着对目标的信心，2018年，公司开始转型。地址也从华强北迁到车公庙，同时在虎门搭建生产基地，易视智瞳开始了从模组向整机设备的探索。
转型阵痛期长达一年。以公司搬迁、搭建虎门生产基地为中点，往前往后分别煎熬了半年。
黄卜夫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回首这段时期，他用了一个词：鸡飞狗跳。
而也恰恰在这段时间，企业管理者的身份，使他不得不对自己的完美主义做出妥协。
那是2018年底，中美贸易战是那一年的大背景，尚处整机摸索中的易视智瞳与华为达成合作，成为华为p30手机3D窄边框点胶工艺唯一的国产供应商。
由于华为p30手机采用了全新工艺曲面屏，不仅边框宽度大幅收窄，贴合面还由平面变成了曲面，直接将技术难度提升了一大截。
等到快要做项目交付的时候，整个团队在虎门基地驻扎了整整12天，那12天长得就像一场持久战。问题像滚水里的泡泡，一个接一个沸腾上来，然后直截了当的爆破开。
整个团队几乎不眠不休的修改，在一片兵荒马乱中，集体陷入深深的焦虑。
面对这样的乱局，没有几个完美主义者能够扛得住不抓狂。而想要在乱局中成事，又必得讲究一个“和”字。
身为一名管理者，若在此时乱发指令，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进一步动摇军心。而一位合格的管理者，会给予团队容错的空间，这是职责，当然也是肚量。
黄卜夫强压住了向外发号指令的冲动，转而在自己心里狠狠地抓挠了12天。
2019年大年初三，机器终于正式在华为松山湖上线。
然而大伙还来不及高兴，在产线上跑起来的机器，又出现新的问题。整个团队于是又转移到松山湖，蹲在华为的产线里面进行修改。
说来也是一个奇妙的巧合，华为交付的第一个项目，是给合作商提供交换机，同样问题频出，同样蹲在别人的程控交换机机房里加班加点地修改。
“就像华为那张很经典的图片一样，一个千疮百孔的飞机，但是它能飞。”在了解到这段与华为相仿的经历后，完美主义者黄卜夫，与自己达成了和解。
经过这次鸡飞狗跳的交付经历，他同时意识到自己在管理上的另一问题，仅靠自学远远不够，“你要的能力永远比你有的多”。于是开始四处寻找专业的人才，“上ERP上系统，再去做精益生产的管理，9s管理体系（包括整理Seiri、整顿Seiton、清扫Seiso、清洁Seiketsu、节约Saving、安全Safety、服务Service、满意Satisfication、素养Shitsuke）等等。”
除了吸纳专业人才，创业过程中，必然还会面对如何将一个前沿的技术科研成果，变成一个市场买单的商品的难题？
在这个难题上，黄卜夫亦受到不少徐扬生教授的影响。
徐教授以科学家和实干家的双重身份，时常向自己的学生强调，许多具备科研属性的人常把焦点放在“做事”上，忽略了一开始“做什么”的目标和“怎么做”的战略。企业要想成功，一定要避免过度研发，做出工程取舍。否则，就会发现这些高精尖的研发，不过是商业落地中画蛇添足的一笔。
对于有技术理想的企业来说，这当然是一件痛苦万分的事情，然而不得不做。
等到了产品阶段，主要满足客户的产线落地需求，解决大规模生产，解决稳定性，解决实际落地的工艺细节问题。
到了商品阶段，需要考虑的则是，定价问题、客户开拓能力、售后服务，以及最终能否得到商业市场的认可。
清晰的定位，使得易视智瞳在面对客户实际需求时，能够进行必要的工程取舍，从而做到快速响应、定向优化。
2020年，进行了两年整机交付探索的易视智瞳，已经在精密点胶、视觉检测等细分领域，落地了上百个应用场景，随着对多场景的通用性打磨日趋纯熟，2020年，公司迎来第二次转型，开拓了整线交付的形态。
公司地址再次搬迁，从车公庙搬到了深圳龙岗区，为了配合产能，虎门的工厂也进一步整合到龙华区大浪生产基地。
回看两次转型，2018年易视智瞳从软件走向整机，2020年升级后，易视智瞳走上了整机和整线两种形态并举的交付路径。
随着进一步覆盖了客户的交付需求，易视智瞳的竞争力随之加强。
不过，在竞争这件事上，黄卜夫特别强调在细分场景的竞争，而非全面竞争。这一方面来自他的个人看法，另一方面也出于工业场景的特殊性考虑。
在工业上，不同场景间的技术区别很大，这也是人工智能在工业上难以落地的重要原因。贪多嚼不烂，只有做到有效落地，才能实现真正的商业价值。
目前，易视智瞳已经积累了300多个落地项目，并拥有113个专利申请，在3D视觉精密点胶、柔性材料在线检测等核心产品上，打破国际巨头垄断的关键工序。
回望创业走过的7年，公司两次转型升级，期间也经历过不少坎坷与困惑。但好在，当脑筋转不过弯的时候，还有前辈们可以答疑解惑。而当想要了解产业上的最新动态时，黄卜夫也会和时曦约着去华强北走走，像一直以来那样，相互交流各自的看法。
技术之外的释然与新悟
技术之外，身为企业的CEO，黄卜夫需要对公司整体的运营以及发展方向负责，不可避免的需要涉猎许多管理方面的知识。
然而，他对于管理心得的总结，却有些出乎常人意料。
“我非常认可两句话：第一个中共党史跟解放军军史是中国最伟大的成功史；第二个进化论是地球最伟大的成功学。”
他举例说，中国共产党从一穷二白，成长为现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团体，并非一蹴而就，期间历经多次换挡。企业发展中遇到的所有问题，几乎都可以在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史中，找到可以学习现成的经验。
至于进化论对商业的指导，如今已经成为一个热门的学科。这一理论认为，地球在40亿年的生命进化过程中，经过物竞天择，才形成现在这些生命体。企业发展中面对的问题，地球在进化过程中，也全部遇到过。
除了用进化论指导商业，黄卜夫还有另一个收获，他发现“不完美”和“妥协”是地球生命体进化过程中，一个永恒不变的历程。如果说华为P30那段交付经历，让黄卜夫放下对完美的追求，进化论带来的启迪，则带来了彻底的释怀。
当处在一个更高、更远的外部视角时，重新回看自己所在的行业，会发现拥有了一个崭新的外部视角，“所以我看的书离我的技术越远越好”。看书也是艰苦创业过程中，黄卜夫调节自身情绪的方式。
从技术以外认识世界，才能使技术真正发挥出应有的价值。是他从多年实践经验中，总结出的一条规律。
而易视智瞳曾经惨遭失败的一个案例，正是由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易视智瞳曾经接了一个鞋底涂胶的项目，希望在高端制造业外，帮助传统制造业进行智能化转型。
然而，团队囿于短时自我感动的逻辑，忽略了技术之外，自动化制鞋在全球市场受挫，以及国内制鞋业正在向东南亚转移的大趋势。
其结果就是，整个项目被叫停。
从这里开始，公司重新聚焦高端制造业，并从精密电子行业，逐渐延伸到半导体行业，如今已经在精密点胶和视觉检测市场中，做到了行业领先的位置。
创业之路，道阻且长，难免经历许多痛苦，除了通过看书、爬山调节情绪，黄卜夫和时曦等师兄弟，也会定期去徐扬生教授那里，报告一下自己最新的进展以及当下的困惑，通过徐教授的答疑解惑，黄卜夫获益良多。
眼下，在全球疫情大背景下，包括易视智瞳在内的众多先进制造业，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对于未来，黄卜夫依旧持积极的态度。
在他看来，整个工业有很多细分场景，每个场景都各具独特性。当下的市场现状，远不到你死我活争抢一块既定蛋糕的时候，反而有太多蛋糕无人有能力开采。为此，黄卜夫针也呼吁科研界与产业界一起想办法，对细分场景，一个一个进行攻克。
最值得一提的是，黄卜夫对未来的积极态度，不仅来自对市场前景的看好，更重要的，让他打心底里感到鼓舞的，是7年前公司成立的那个冬日夜晚，围在一处吃火锅的十几位核心伙伴，至今依然在一起并肩作战。
以下是小编与黄卜夫对谈中有关于个人经验、创业、给年轻人的建议等部分采访实录，小编在不改变原意的情况下做了精选和整理：
小编：读博期间，对香港中文大学产学研结合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黄卜夫：读博要选择一个专题，港中大的定调是，选择的课题方向的某一个问题，一定是世界领先、具有突破性的。因此上课占用的时间反而不多，3年时间总共4、5门课，大量的时间在选题、调研、思考。徐教授经常和我们强调，做事需要分三步：做什么，怎么做，做。首先要定好方向模式，再按照既定目标真正动手执行，因此前两步是最煎熬的，反而真正动手的时间反而不长。
小编：博士期间确定选题方向大概用了多久？
黄卜夫：我博士期间其实一共在港中大待了4年。
我第一年在港中大是研究助理，这是徐教授的习惯，第一年实际上是考察试用期，以研究助理的身份让觉得有希望的人先进来，因为师生关系就像血缘关系，不是想割裂就可以割裂的，试用期通过，就会正式建立师生关系。因此，我在第一年熟悉后，又花了整整一年多时间做各种选题，才选择了一个适合的方向。
小编：您毕业之后没有直接创业，而是进入了一家针对电动汽车的产业研究所？
黄卜夫：毕业前我辅助徐教授做了2015年香港最大的一个科研项目，这个项目主攻新型电动汽车方向，除了现在电动汽车行业里面的电池管理，整车管理以外，我们还更有突破性跟科研价值，当时整个项目也挺轰动的，连曾荫权特首都两次专门参观了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我对电动汽车的整个控制有了一些理解，当年就进入了香港政府成立的香港汽车零部件研究及发展中心，专门从事电动汽车研究，做更多直接落地的技术和产品。
小编：当时为什么想要从事电动汽车方向？
黄卜夫：第一，尽管当时电动汽车有各种弊端，但是我认为电动汽车是未来产业。第二，我的整个求学加职业经历都是越来越靠近产业和落地。
小编：在研究所工作6年后去了哪里？
黄卜夫：2012年到中国安防集团香港子公司，担任智慧城市的技术负责人。可能跟产业环境有关，因为我觉得香港整个电动汽车产业落地，待在研究院依旧有点隔靴搔痒，因此想要进入真正的企业。当时中国安防集团在全国都有布局，总部在深圳，智慧城市的业务在香港，我是香港、深圳、上海、北京、杭州轮流跑。
小编：那个时候智慧城市项目刚刚萌芽，且以安防为主，你们当时的主要目标是什么？
黄卜夫：平安城市、数字城市、智慧城市的概念是一个发展的历程。因此我们的目标也是分步骤实现的，如果只聚焦一个目标，很可能没等业务成熟落地就已经饿死了。因此在实现整个城市落地之前，我们的单业务就已经可以作为一个产业实施落地。
当时我们的目标是以研究中心的定调，建立一个产城融合的产业园区。要建产业园区，必须要有自己的产业以及整个技术的带动，因此我们既需要进行整个智慧城市的顶层设计以及信息化的管理，大数据的分析优化等城市级别的信息处理，同时也要兼顾很多垂直产业领域，包括电动汽车，工业机器人，智能建筑，安防等。我们既有自主研发，也通过合作方式，从顶层和各个垂直领域一起做攻关，为整个产城园区的最终落地提供一个武器、一个渠道。我作为整个集团的技术负责，亲自领头工业机器人、电动汽车部分。另外部分，由其他专家专业的团队，包括跟高校跟院士的合作来一起推动，我们团队做整合。
小编：在中国安防集团香港子公司工作4年中有没有遇到现实的阻力？
黄卜夫：我们更多是聚焦于每一个业务板块落地，每个板块都有它落地的困难跟挑战。
比如香港的研究院专门研究机器人，当时做了开发自动导航无人船的项目，以及跟海洋公园参与中华豚的生态研究项目，这类业务的困难就是如何将一个前沿的技术科研成果变成一个市场能买单的商品。
再比如马桶等卫浴产品，我们做过喷釉机器人，人工喷釉对身体伤害很大，又有技术难度，老工人有工艺的经验积累，要既能自动化又能够达到老师傅的产出水平，同时形成一个产业能够接受的性价比，以及还要面对不同竞争对手的挑战，很有难度。
小编：创业的想法是什么时候有的？
黄卜夫：毕业的时候。易视智瞳是我和师弟一起创立的，也是徐教授的弟子。读书时，我们两个就合作得比较好，他偏软件我偏硬件，读书时压住了创业的冲动。
原因主要是条件不够成熟，缺乏产业理解、团队、资源、生态，不知道如何融资，那时也没有很多前辈和模式可以学习。
我们决定先分开去社会上打磨，等时机成熟再开始创业。到2015年的时候，天时地利人和都有了。
天时：中国的制造业走到转折点，过去只要有生产能力，就可以生产一些稍微过得去的产品，2014 、2015年，整个世界对制造链条的融入进一步加深，市场对技术标准的统一性、精度要求成为企业生存的必要挑战。
地利：中国制造2025的提出，习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大会提出人工智能是中国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创业如火如荼，这是一个大环境。风投机构也从原来对商业模式的追捧转向关注实体经济，尤其是先进制造业、高端装备。
人和：我们各自在社会上打磨了9年，对技术、对产品的理解都有了积累，也结识了一些有共同理念的、靠谱的、可以形成互补的核心成员。
小编：在您看来，创业可以分为哪几个关键的阶段？
黄卜夫：我的理念中创业分4个阶段：技术、样品、产品、商品。这4个循环走通了，创业的基本路径可以说就实现了。在样品阶段，主要是克服难点，实现技术路线和主要功能。产品阶段，主要是满足客户的产线落地需求，解决大规模生产，解决稳定性，解决实际落地的工艺细节问题。什么叫商品？东西是不错，能卖出去吗？你的定价、客户开拓能力、售后能够得到商业市场的认可吗？这是这个环节需要攻克的工作。
小编：公司发展到现在，你在管理上有没有形成一些方法论？
黄卜夫：我非常认可两句话。
第一句话，中共党史跟解放军军史是中国最伟大的成功史。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一个创业团队，我们现在碰到所有问题，在党的成长历程中都碰到了。
一方面我作为政协委员有很多机会去学习，另一方面我自己也非常感兴趣。学习过程中我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好几次换挡，从三湾改编时800人的一穷二白的组织，到如此庞大的团队，用什么进行管理，用什么凝聚思想，都是问题。
第二句话，进化论是地球最伟大的成功学。如果从更抽象的哲学高度来看，一个企业是一个生命体，我们碰到的问题，地球40亿年的生命进化过程中全部碰到过地球是怎么面对的？这也是最近很热门的一个学科，用进化论去指导商业理念。
小编：您如何与自己达成和解？
黄卜夫：我是一个比较追求完美的人，会对乱局抓狂，但从理性方面知道不可避免，作为一个带头人，有的东西不懂，不是自己的专长，就得忍着，这也是管理者的职责之一。举个例子，妥协跟苟且是地球生命体40亿年进化论里一个永恒不变的历程，同样的，也是公司必经的进化历程。
小编：最近在读什么书，可以推荐一下吗？
黄卜夫：我的校友王立明教授刚刚推出了一本叫《进化论讲义》，他是一个生物学家，如何用进化论指导商业，也是最近很热门的一门学科。还有金冲及，他是复旦大学史学家教授，有个系列讲党史的书，我也很受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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